徐小平：“创业者”的身份认同使我们拥有了聚合力
徐小平，新东方创始人之一，过来人独立董事、真格基金创始人，紫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以下节选自他为《第四次创业浪潮》所作的序言。
1983年，我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当时大学生就业实行的是传说中的“分配制”——国家包揽大学毕业生的“分配”，毕业生根本不用为“找工作”操心。尽管这样，我还是自己找到了北京大学，在那里发现了我的事业方向。具体说，是在北大团委文化部担任文化部长，负责北大校园的学生文化活动。
当时我的职业梦想，是从事文化行政管理。
1983年的中国，“创业”对于大学生不仅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同时更是一个“危险”的概念。但方正、联想、四通正是在那个时候，揭开了催生中国经济奇迹的第一波创业大潮。用今天创业顾问的眼光往回看，我在毕业时其实曾有一个创业机会摆在面前，而且我都成功实现了一部分，但却根本没意识到：20 世纪80 年代初，很多单位主要是各个大学请我们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的同学去讲音乐欣赏课，巴赫、贝多芬、歌剧、交响乐……在毕业前一两个学年里，我和我的同学们讲遍了北京高校。那个时候，讲课小车接送，几块钱一小时的高工资，政治待遇比后来新东方的老师要高。现在想来，假如我当时有点创业意识、社会有创业辅导，加上一点资本的鼓励，说不定我能创办一个教音乐的新东方……但可惜，我错过了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创业浪潮。
1993年，我在加拿大萨省大学获得音乐硕士学位后却失业了。在加拿大的必胜客做了几个月“外卖小哥”之后，我曾经毅然决然回国创业一年，但因为“商业能力”不足而惨遭挫败。我又差点错过了1992年伴随邓小平“南方谈话”而出现的第二次创业浪潮。幸运的
是，俞敏洪为筹集留学经费无奈离开北大创业，创办了新东方。我也在1996年回国投靠俞敏洪，成为新东方辉煌创业史的一部分。
斗转星移，转眼间我就成了一名跨世纪的创业者。2006年，在新东方上市巅峰后我退出管理岗位。一方面我成了“有钱人”，但另一方面也成了没有事业方向的闲得难受的“失业者”，我的内心很痛苦。就在我左右徘徊的时候，一些新东方从美国学成归国的学生找我
咨询创业的事，他们的问题可能千变万化，但需求只有一个：创业启动资金。
做投资我不在行，但帮助学生我很有感觉。就这样，我有些被动而朦胧地变成了一个天使投资人，与无数野心勃勃、才华横溢的创业者一起，跳进了这个据说是“第三次创业浪潮”的汹涌波涛之中。在经历了四五年的投资试水之后，2011年底，我与30年的北大好朋友、10年新东方中国合伙人王强一起成立了真格基金，开始大张旗鼓从事天使投资事业。在我们的努力下，真格基金成为了所谓“第四次创业浪潮”中的重要推手之一，成为优秀创业者和无数青年人认同、信赖和向往的创业小伙伴。
离开新东方进入投资领域已经10年了，回顾每10年一次的人生转型，我深刻体会到，创业的本质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世上本来没有创业这回事，你想创业，就有了创业。20世纪80年代初期已经年届不惑的柳传志想创业，后来他就有了联想；而当时更加年轻有为的我面对一个巨大的历史机遇，因为不知道创业，就把一个“音乐新东方”的创业机会潇洒错过。这既不是时代的错，也不是资本的错，这本质上是创业个体观念意识的错。
让我感到特别激动的是，过去几十年中国的创业意识和观念发生了石破天惊、惊天动地的变化。观念巨变的背后是创业环境的不断改善，是一代代人的自我觉醒。我可以责备1983年的我，缺乏创业意识、没出息，但当年的创业环境确实也太差了：你在北京不能租房，没有粮票不能买米，没有油票不能做菜，创业几乎是找死；而今天一个在外地毕业的大学生,虽然北京户口依然高不可攀，但你事实上当天夜里就能来北京创业，并在这里找到你创业所需要的一切（谢天谢地北京没有规定租房需要北京户口）。这是时代的巨大进步。
10年前考研热，5年前考公务员热，现在则是创业热。“过去就业、现在创业”，过去找不到工作是最可怕的，现在找工作反倒成了创业不成功时的备胎。这个备胎对大多数创业者，很可能永远用不着。
我在新东方时曾经提出过一个让俞敏洪击节赞叹的口号：“开放的中国，也开放了你的生命。”创业者，则创造了社会的活力，再造了自己的生命。沧海桑田，创业者已经从边缘人上升为主流人，他们是这个时代的英雄，他们成为汇集了这个时代最积极能量的一个新阶层。这个新阶层，令政府放心，使社会倾心，让父母开心，获异性欢心。在创业者群体，你可以看到最令人激动的中国，看到最令人神往的未来。
今天，创业者不再孤独。一个人创业了，朋友们会说“祝贺你”，只要你想出了一个创业想法，有一个像样的团队，就会有投资人发起对你的追求和“相亲”。列宁说：一个工人只要会唱《国际歌》，就能在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找到“同志和朋友”。
今天，一个身无分文的青年人，只要他怀着脚踏实地的创业梦，他就能在中关村找到自己的团队和伙伴。常常有在美国大公司工作的优秀青年，在没有投资甚至没有团队的情况下，就辞职回到中国，只是为了加入这个叫作“创业群体”的身份识别大军里来。
我和王强多年的一位部下、被称之为中国比特币第一人的李笑来，最近把他的办公室从北京的西北角搬到了真格基金所在的北京东南方。我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搬家，他说就是为了靠近我和王强。异性相吸，同性相斥。同为异性恋的李笑来和我们，本来应该离得远远的，但身为“创业者”的身份认同，使我们拥有了“同性相吸”的聚合力。此时此刻，想到世界上有多少人和我一样，都是创业大军里的一员，我有那么多的“同志和朋友”，心里不禁感到无比温暖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