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中民：远离“指挥棒”与外部诱惑
本文为2018年5月28日全国两院院士会议期间，《中国科学报》邀请、采访多位院士编辑的“高质量发展呼唤原始创新”专题文章之一。配图为本网从互联网获得资源加工而成。
是什么原因致使我国的原始性创新总体能力和水平还不够呢？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与科技基础、文化传统、工业及经济水平等基本因素密不可分。但是，从现实的角度看，主要还是体制和机制问题。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其文化思想之博大精深，对人类创新的贡献也举世瞩目。但由于封建社会及外侵战乱等历史原因和创新管理的问题，使我国的创新文化建设落后于发达国家，在创新价值取向、创新物质环境、创新成果产出等方面与发达国家还存在差距。
当前，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创新文化提供的丰富财富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利用，创新的制度有待完善，人们创新潜力和个性还有待开发，创新的管理有待强化。因此，我们需要从创新的政策、体制、人文精神、物质环境、服务支持体系等方面培育，使其成为创新精神、创新行为、创新成果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
创新，特别是原始性创新，要求作为创新主体的科技工作者，必须要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和动力、健全的心理素质作支撑、科学的思维方法作武器、合理的知识结构作储备、良好的外部环境作保障，才有可能在原始性创新中有所作为。
然而，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指挥棒和外部诱惑也比较多。一些人发几篇追逐热点的文章，便获得奖励，进而获得比较高的收入，导致一些科技工作者不再愿意做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性科研工作。回头再看刊发的论文，与真正需要的突破性原始创新及核心技术相距甚远，甚至连作者自己也不再引用其前期研究，转身又追求新的热点去了。
核心技术可以诞生新的需求，发明创造可以改变市场格局，成功的产品可以带来可观的效益，创新管理举措可以提升运营能效。这些都是创新裂变出来的力量，也需要政府的引导和政策的支持。
我国正处在从投资驱动发展转向创新驱动发展的关键时期，政府引导创新的方式也要随之进行改变。过去政府引导创新的方式是自上而下的，不适应市场导向的产业技术发展，而今政府要营造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机制和政策环境，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实现转变。
科研领域的原始创新除了需要国家政策指导，还需要宽泛的环境和充足的经费。尤其是可以带动整个学科发展的基础研究，需要给一群科学家高度的精神自由，让他们可以全身心投入到人类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不急功近利，不赶国外的时髦，开展我国的原始创新。
另外，我们还需要对原始创新成果加大保护力度。我们要做创新型国家，如果创新不被保护，那就没有人创新了。创新技术被侵权，存在举证难、维权成本高等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宁愿选择更新技术，也不愿意去维权。
原始创新除了在基础研究取得突破，还要倡导做真正实用的、能直接用到工厂的技术。这需要科研机构与企业合理分工与通力合力，共同发挥各自优势，开发能促进产业进步的技术。这更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让制度和政策符合科技与产业发展实际，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打通科技链与产业链，实现科技与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对企业是创新主体的含义应有正确的认识，切不可由此衍生出企业对国家科技资源的垄断。
历史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科技革命引发产业革命，产业革命带动经济发展。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我们要抢抓这一历史发展机遇，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
（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所长。记者沈春蕾、廖洋采访整理）
